“十三五”以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部署的正确引导下，钢铁工业化解过剩产能、提高品种质量，实施绿色发展、推进智能制造，竞争力明显提升，成绩来之不易。随着2018年中国钢铁去产能目标任务的完成，钢铁工业进入“十三五”后期，正处于由数量发展时期向高质量发展时期转变的关键阶段，“十四五”末的2025年是中国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完成第一步的目标节点，中国将迈入制造强国行列。因此，从当前时点到“十四五”末的7年，对实现几代钢铁人的钢铁强国梦想是至关重要的。

　　面临新机遇、新挑战，钢铁企业必须认清新时代的形势变化，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个核心目标，瞄准世界一流，持续提升竞争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下坚实基础

　　一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统一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对钢铁产能严重过剩的判断，坚定了去产能的决心。钢铁产业是否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全面过剩、绝对过剩，还是结构过剩、阶段性过剩？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前，对这些问题存在很多不同的认识，比如：有些人认为本地、本企业有优势有条件继续上项目做大产能，有些人认为“钢铁产能过剩只是一个传说”等。去产能的推进实施，给以上错误的认识、行为画上了休止符，使方方面面的思想、目标和行动统一到中央正确的决策部署上。

　　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解决了困扰钢铁行业多年的“地条钢”问题。“地条钢”产品差、质量不稳定，存在极大的使用安全、生产安全隐患；“地条钢”企业经营不规范，严重扰乱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去产能的推进实施，以雷霆万钧的力量，查处了700多家涉及“地条钢”的企业，约1.4亿吨的产能已被全部拆除、查封，有效净化了市场竞争环境。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实在在压减了中国过剩的钢铁产能。自《国务院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发布以来，中国压减粗钢产能超过1.5亿吨（不含“地条钢”），到2018年底，已提前完成“十三五”确定的钢铁去产能1亿~1.5亿吨的上限指标。与此同时，粗钢产能利用率大幅上升，积极地朝着合理区间逐步回归。

　　四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解决全球钢铁过剩问题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钢铁去产能，彰显了世界第一钢铁大国的担当，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2016年，全球粗钢产量16.285亿吨，产能利用率69.3%，中国压减过剩钢铁产能6500万吨以上，对提高全球钢铁产能利用率的贡献是1.9个百分点，而除中国外其他地区的贡献是-2.3个百分点。2017年，全球粗钢产量16.912亿吨，产能利用率70.9%，中国压减过剩钢铁产能5000万吨以上，对提高全球钢铁产能利用率的贡献是1.5个百分点，而除中国外其他地区的贡献是-2.6个百分点。

　　五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钢铁企业树立了新发展理念，依靠创新驱动提升有效供给。河钢集团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迈出了国际化的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视察、寄予厚望。宝钢、武钢合并为中国宝武集团，实现了中国钢铁产业破局性的重组，将对中国乃至世界钢铁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马钢、太钢研发的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轮轴材料完成60万公里运行考核，奠定高铁轮轴国产化基础。鞍钢打破中国双相不锈钢板宽幅极限，实现中国核电关键设备与材料国产化、自主化。兴澄特钢250毫米厚度EH36钢板，成功应用于中国“海洋石油162”首座移动式试采平台，打破国外垄断。“十三五”至今，中国共有282项产品的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实物水平，为行业优质产品，被授予“金杯奖”称号；共有20项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先进实物质量水平，为行业产品标杆，被授予“特优质量奖”称号。

　　六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力抑制了违法违规的新增钢铁产能项目。钢铁产业曾经几度陷入了项目越限越多、产能越关越大的“怪圈”，国家明文规定的钢铁产业政策、规划、标准和规范等，在一批又一批的违法违规钢铁项目面前没有太多约束力，反而成为了依法依规建设的钢铁项目的“紧箍咒”。两者的效率、效益孰优孰劣？高下立判，这是典型的“劣币驱逐良币”。去产能的推进实施，有效阻挡了新增产能等违法违规项目进入钢铁产业，真正管住了扩大产能的源头。

　　七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使钢铁行业效益大幅回升，市场信心显著增强。随着市场需求的企稳和钢铁产能的压减，钢铁行业经营状况持续改善，市场信心明显增强。2017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会员钢铁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3.04万亿元，同比增长32.76%；实现销售收入3.69万亿元，同比增长34.05%；累计盈利1773.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13.57%。2018年，钢协会员钢铁企业主营业务收入4.13万亿元，同比增长13.8%；实现利润2863亿元，同比增长41.1%，利润率达到6.93%。

　　与此同时，《钢铁产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年）》提出的总体目标，即到2020年钢铁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实现全行业根本性脱困，产能过剩矛盾得到有效缓解，粗钢产能净减少1亿~1.5亿吨。如今，这一总体目标任务基本已经提前完成，全行业实现脱困发展。

　　从“十三五”时期钢铁工业调整升级的17项主要指标完成情况来看，钢铁行业已实现5项，可以完成4项，有望完成3项，难以完成5项，而且难以完成的指标对行业竞争力提升至关重要。预期总的目标任务完成率为71%。（详见表）

　　中国钢铁工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对钢铁行业发展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长期困扰钢铁行业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有效解决，在防范新增产能、推进兼并重组、强化绿色发展、提升创新能力等方面，钢铁产业仍然任重道远。

　　一是新增产能和“地条钢”死灰复燃风险犹存。随着行业形势趋好，市场新上钢铁项目的动力强劲，部分地区防范“地条钢”死灰复燃的压力很大。能否控制新增产能和“地条钢”死灰复燃，事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产能的成败，必须高度重视，保持高压态势。同时，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科学界定“地条钢”，加强监管，积极引导合法规范产能有序释放，确保市场供需基本面稳定。

　　二是推重组促转型任务仍很艰巨。从2005年发布《钢铁产业发展政策》到2016年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和《关于推进钢铁产业兼并重组处置“僵尸企业”的指导意见》，一系列钢铁产业政策均提出了推动钢铁行业兼并重组，提高钢铁产业集中度的要求。尽管中国钢铁行业通过兼并重组，出现了中国宝武、河钢、鞍钢、首钢、山钢、沙钢等一大批钢铁企业集团，但前10名钢铁企业的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CR10（前10名企业占比）为35.2%，又跌回“十三五”初期水平，距离国家提出的60%目标依然十分遥远，不利于钢铁行业有序发展。

　　三是钢铁企业环保问题尚未充分解决。当前，中国钢铁行业环境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转变，氮氧化物排放量大、无组织排放严重、运输环节仍然以汽车为主、污染治理设施水平依然低下等问题仍很突出。受环境约束日趋强化，钢铁工业低碳绿色发展也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汾渭平原等重点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承载力制约越来越大。特别是长三角等地区钢产量仍在增加，环境质量恶化趋势明显。河钢、太钢、德龙等钢铁企业位居世界最清洁钢铁企业之列，但仍有部分钢铁企业的环境治理不容乐观。污染较为严重区域大都拥有钢铁企业，钢铁企业污染物控制水平参差不齐，重点区域企业的污染物减排仍难以满足国家新要求。

　　四是自主创新水平仍有待提高。近几年，中国钢铁企业创新意识不断增强，研发投入持续增加，以中国宝武、中信泰富、南钢等为代表的钢铁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普遍超过了1.5%，但距国际领先钢铁企业近3%的比例仍有差距。2017年，我国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行业研发投入占比仅为0.99%，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更大。钢铁工业技术创新自主性、协同性、系统性、稳定性、持续性仍有不足，在技术供给上仍不能完全满足行业发展需求。部分核心工艺技术不掌握，尚未摆脱关键、核心技术追随者的角色，虽然目前大型冶金设备国产化率按重量可达90%以上，但关键、核心技术仍在依靠进口。因此，未来很长时间，中国钢铁企业仍须增强创新意识，强化创新体制机制，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

　　钢铁高质量发展须过“五关”、斩“六降”

　　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未来中国钢铁工业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少要过“五关”、斩“六降”。

　　“五关”即产能关、布局关、绿色关、质量关和效率关。

　　一是过“产能关”。要坚决巩固去产能成果，建立防范产能过剩长效机制。

　　二是过“布局关”。钢铁产业布局还应全国一盘棋，根据法律法规、产业发展条件和科学规律，从全局和长远考虑，从国家层面制定钢铁产业的生产力布局规划，一些地方为重点区，一些地方为优化区，一些地方为限制区，在产业边界条件、发展方向上设置标准，避免产业乱布局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对于城市钢厂搬迁，不能以放代管、以搬代管，不能违背钢铁产业发展规律盲目调整布局；不宜“一刀切”推进钢企搬迁，对于达到超低排放标准要求的企业，要不停不限不搬。

　　三是过“绿色关”。大力推进钢铁企业超低排放改造，针对有组织排放，要制定企业自身的环保战略，明确未来的治理目标，确保新改造的治理设施至少10年不落后，避免环保设备的重复投资。针对无组织排放，应该对全场无组织产生环节进行全面逐一排查，查缺补漏，实现管控一体化。同时，还要在工艺阶段实施源头减排，减少污染物的生成量。此外，以市场化手段推动钢铁企业节能低碳发展的进程将进一步加快，碳市场等市场化机制的推动作用将日益凸显，必须构建好“以碳生产效率为核心的数据平台+目标体系+实施路径+评价机制”一体化全方位的低碳化发展体系，有效引导企业低碳转型、高质量发展。

　　四是过“质量关”。向国际领先水平看齐，大幅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尤其是高端产品的质量稳定性、一致性。首先，要建立质量分级体系。推动质量分级与产品标准、计量测试、检测、认证技术的有效衔接，鼓励围绕应用需求、重点产品质量分级等制定团体标准。其次，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质量检测和认证资源的整合优化，重点培育权威的从事质量分级评价的认证机构，推动建立主要原材料产品质量分级发布机制。再次，要加强评价结果应用，发挥行业协会、认证机构作用，定期发布原材料产品质量分级评价、认证结果，加强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研究推动质量分级评价、认证结果的市场化采信机制，引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培育“优质优价”的市场环境。

　　五是过“效率关”。首先，要紧抓“智能+”机遇，深入实施钢铁智能制造，推动有条件的钢铁企业完善基础自动化、生产过程控制、制造执行、企业管理、决策支持5级信息化系统建设，促进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在钢铁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销售服务等全流程和全产业链的综合集成应用。其次，要更加关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带来的生产效率变革，如量子电弧炉技术、ESP无头轧制技术、超薄带技术以及氢冶炼技术等。

　　此外，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仅仅过“五关”还不够，更要斩“六降”，即降预期、降杠杆、降排放、降人员、降风险和降成本。一是降预期，摒弃暴利思维，扎实练好内功。二是降杠杆，降低负债率，优化债务结构。三是降排放，降低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四是降人员，通过智能化、加强培训，减少人员数量，大幅度提高效率，提高员工收入。五是降风险，降低战略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六是降成本，降低生产制造、销售等环节成本，使得成本效益最大化。

　　总之，当前，我国钢铁工业发展处于数量时期的减量阶段、高质量时期的重组阶段和中间过渡时期的强化环保阶段叠加时期，正是承上启下的重要节点，距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未来应在以下方面继续努力：一是强化以用户为中心，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全方位满足乃至引领市场需求；二是推进钢铁企业绿色发展，从采购、制造、物流、产品生命周期等各个环节，协同打造绿色化产业，更好地融入社会发展；三是加强政策引导，以市场化方式提高产业集中度，促进市场有序竞争和良性发展；四是避免“一刀切”的城市钢厂搬迁，处理好国内和国际、市场和资源、城市和产业、人与环境等之间的关系，科学谋划钢铁产业布局；五是把握新一代技术革命历史机遇，推进钢铁智能制造，将钢铁企业生产经营融入智能产业生态圈。